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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人社會與文化

【轉載】會館:新加坡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華人初到僑居地時雜居於牛車水一代。基於相同地緣,漢語方言及血緣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新加坡華人形成了以當地最大五個方言人口構成的幫群:閩南幫,潮州幫,廣東幫,客家幫,海南幫。在英國殖民時期,殖民政府基本上採用的是以華治華的手段,指定了一些華人的領袖來管理華社。所以,華社是屬於一個半自治的狀況。他們組織的方式是通過一些民間組織來互相照顧自己,例如處理同伴的喪事。

因此,這些組織很多時候是個宗教組織,後來再發展成宗廟,或者是從這些照顧善後的組織裏面,再發展成同鄉會館和宗親會館,以便彼此之間互相照應。經過時代的演變,華人在經濟和教育上都有了顯著的成長,一些實力雄厚的華商開始發起了跨越幫群的社團組織。這些包括了成立俱樂部(例如怡和軒),商會(例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華社的最高機構,自成立起就背負著為華人爭取權益的責任。二戰時期,新加坡華人曾透過商會來籌款捐賑物資,幫忙受難中的中國。

被稱作新加坡會館街的武吉巴梳(Bukit Posah)

1819年,新加坡成了英國殖民地後,大量的華人移民紛至沓來,並在往後的幾十年里形成了可觀的數量。1924年,英國與荷蘭簽訂《倫敦條約》,該條約鼓勵英國投資馬來亞的錫和橡膠產業,這些勞動密集工業吸引了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勞工。

到了1860年代,華人移民已佔新加坡人口的65%,成了最大族群。這個時期的移民主要有兩種:來自中國南部(福建和廣東)的移民和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民。

說著福建、潮州、廣東、客家的方言的早期移民,雖然適應新加坡生活的速度很快,但是在遇到和自己說著同樣方言的老鄉,也是倍感親切。自然而然,通過語言連接起來的組織開始初具規模,並成為了後來移民來新加坡的同鄉人所投靠的重要組織。

新加坡的會館主要有兩個大類,一類是以地緣關系為劃分標準的會館,新加坡海南會館、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新加坡福建會館都是這個類型的代表。另一類就是以宗親為主要劃分標準的會館,姓氏是這類會館最強有力也最直接的連結。新加坡黃氏總會、新加坡李氏總會等等都是新加坡宗親會館的佼佼者。

位於登路(Tank Road)的新加坡潮州大廈

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會館並不是形同虛設,在經濟、教育等方面為具有相同地緣和宗族關系的人,甚至是新加坡的發展都有著很大貢獻。

二戰後,各地會館在新加坡的教育上便是最先響應的一股重要力量。新加坡福建會館於1947年覆辦前南僑師範為南僑女中附設小學部以鼓勵女子接受教育。新加坡晉江會館於1946年創辦晉江學校,解決戰後嚴重的失學問題,同時開辦夜班,讓超齡青年重回學校受教育,學習一技之長。

而在經濟上,在會館之間也常常舉辦貿易交流會,甚至於海外各地同根同源的會館建立連結,為各地的貿易提供了許多發展的機會與可能。新加坡海南會館就十分注重於中國海南的經濟聯系,建立了屬於海南族群的商聯會,架起一條經濟的橋梁,利用旅居新加坡海南藉人士的人脈、資源、資金等多方面優勢,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從地緣、宗族上的聯系,到文化共同性所帶來在異鄉的互相取暖與慰藉,再到教育上的扶持與經濟貿易上的機會,會館文化在新加坡這個以華人為主導的小小國家裡佔據了不可或缺的一個位置。

現今的會館雖不如以前來的重要,但仍然扮演著傳承中華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讓年輕的一代瞭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認同。

轉載自時代財智 - 《走進會館:新加坡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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