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與華語新加坡華語或華文、中文，是指新加坡人圈中普遍使用的一種含有當地特色的現代標準漢語變體。是除了英語、馬來語和坦米爾語之外的新加坡官方語言之一。 新加坡華語可以分成兩種形態：新加坡標準華語和新加坡式華語。這兩種對於精通中文的人士很容易辨別。 新加坡標準華語主要是使用於較為正式的場合，可以在新加坡華語傳媒聽到，也是新加坡學校裡所教授的一般語言形式。新加坡式華語則是一般新加坡華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一種口語化華語，這種漢英混合式的非正式口語通常加雜了大量的英語、其他閩粵方言和馬來語詞彙句子。 基於早期華人先輩下南洋的共同文化和經歷，口語化的新加坡華語有不少地方與馬來西亞華語相似，但因腔調上有些不同，某些新加坡人將帶有馬來西亞口音的華語腔調稱為「聯邦腔」。而兩者合稱為「新馬華語」。 新加坡華語是自1979年講華語運動之後才在新加坡華人圈中廣泛的使用開來。一般而言，新加坡的華語是繼英語之後在新加坡第二廣泛使用的語言。由於在新加坡使用甚廣，華語已取代新加坡福建話成爲新加坡華人之間的通用語。隨著中國大陸21世紀的經濟崛起，華語在新加坡的使用和重要程度有顯著上升的趨勢。
新加坡華語是自1979年講華語運動之後才在新加坡華人圈中廣泛的使用開來。 2000年至2010年，通曉兩種（英語和華語）語言或以上的新加坡人從五成增加至七成。 隨著近幾年中國移民大量的湧入新加坡，新加坡華語已逐漸向中國大陸的普通話靠攏。現今的新加坡華語仍在自己基礎環境下繼續發展，其主要影響來自普通話、中華民國國語及英語。 稱呼更疊在1960年代中葉以前，「華語」是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對各種漢語方言的統稱，例如新加坡報章會把港產片（粵語）、廈語片（閩南語）、國語片（北京官話）一概稱為「華語電影」；然而1960年代中葉後，新加坡開始把「華語」專指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現代標準漢語，粵語和閩南語被排除出「華語」之列。新加坡華語和馬來西亞華語的稱呼沿襲了此一經過重新定義的「華語」。 概況新加坡標準華語新加坡標準華語主要是以北京官話作為基準。新加坡電視台和電台的新聞播報員在使用華語播報新聞時，除了語音跟台灣國語相似以外，無論是詞彙還是語法，都跟普通話沒什麼差別。如果說多少有些不同的話，主要是在詞彙方面。
新加坡電視台的新聞播報員以北京官話作為基準。 新加坡式華語在普通的口語溝通方面，當地華語受到當地歷史、文化與社會環境等的影響，因此跟普通話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基於早期華人先輩下南洋的共同文化和經歷，口語化的新加坡式華語普遍上與馬來西亞華語最為接近，也可互通。 新國華語保留了文言文及二十世紀初中國白話文的一些詞彙和特色。由於早期的新加坡華校大多採用中華民國時期的教科書，華語發音一律根據《國音字典》和《國音常用字彙》，因此在發音方面仍保留了一些舊讀音。此外，當地華語在發展之初也受其他新加坡漢語方言的影響，如閩南語、粵語、客語等。 從1949到1979年，由於新加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的接觸，普通話並未對當地華語產生影響。相反，新加坡大部分的中文娛樂節目及文學讀物主要來自臺灣，因此當地華語受到了中華民國國語文一定的影響。1979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隨著新加坡與中國大陸接觸日趨頻繁，當地華語漸受普通話影響。這些影響包括採用漢語拼音、從繁體字轉為改用簡體字等，普通話裡的許多詞彙也逐漸流入新加坡華語。 歷史背景史料說明，新加坡1819年在萊佛士開埠本地前，已有華人居住。新加坡由萊佛士開埠、大量馬來亞土生華人商賈及歐洲商人來到，開發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於是出現契約勞工（豬仔）的買賣，也常稱為苦力(coolie)。 由於清朝時期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有海禁條例，人民不可自由出入。因此契約華工都是經由葡萄牙人管控的澳門到海外，或由豬仔販商到中國收買地方官員放人出洋。以此推測，在19世紀初期，要有大量華工出洋的情況並不太可能。這種情況一直要到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後才形成大規模華工出洋的情況。 1860年中英、中法與中國滿清政府簽下的《北京條約》，買賣人口合法化，華工出洋一時達到高潮。 19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從中國到新加坡的華人被稱作「新客」sinkeh（閩南語讀音）。「新客」有一大部分是契約勞工，包括扛包頭的苦力、輪船的燒炭工、在街上待聘的雜工等。有些則是因爲中國家鄉貧窮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而南下南洋。而其他則是爲了逃離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各種的戰亂而來到了新加坡。 他們主要來自中國南部沿海地帶如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心繫「唐山」（中國的別稱），認為自己是華僑。
19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從中國到新加坡的華人被稱作「新客」sinkeh（閩南語讀音）。 在這些新客當中，其中以閩南人、潮州人、廣府人、客家人及海南人最多。福建、廣府、客家各自擁有不同的方言，而且有不同稱謂，分為閩南語（閩南語泉漳片）、潮州話（閩南語潮汕片）、 粵語、客家語、海南話（沿海閩語－瓊雷話－海南話）等。由於各自的語言彼此不相通，形成各族成立的會館。但採用北京話（官話）作為華人通用語則是中華民國成立後，民國確立北京話為國語，而抗日戰爭令福建、廣東、客家之間的間隔逐漸消除。 華語在新加坡的發展新加坡當地華人社會的早期私塾多以各自籍貫方言為教學用語。新加坡第一所學習「國語」(即中華民國國語、華語）的講習班於1898年出現，但方言學校仍維持到1909年。1919年五四運動後，由於受到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影響，當地私塾紛紛跟隨中國維新派的教育改革，開始把教學語言由方言改為「國語」（即中華民國國語、華語），這是該國華語形成的開始。
早期新加坡當地華人社會的私塾。 然而，當時並沒有標準語口語為基礎，加上早期的新加坡華文老師大多源自於中國南方，帶有濃厚的南方方言腔。因此，該國的華語的發音受到了中國南方方言腔的影響，例如沒有兒化、缺少輕聲、句子裏也沒有輕重音等等。 1919年，中國一些學者出版《國音字典》，這是較早的國語辭書之一。不過字典實際是中國北方音和南方韻相混合的產物，例如其中就包含有入聲字。直到1932年，才有第一本真正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的國語字典《國音常用字彙》問世。此後，三四十年代，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新移民（新客）進一步擴大了國語學校的範圍；「國語」也逐漸改稱「華語」。
《國音字典》是較早的國語辭書之一。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新加坡的中文娛樂節目及文學讀物主要來自台灣或香港，因此華語受到了臺灣中華民國國語一定的影響。 1980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隨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的文化交流，遂採用了中國大陸的漢語拼音、從用繁體字轉為改用簡化字等。自1979年講華語運動開始，新加坡推廣華語理事會開始研究華語的標準化，並且參考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案例研究。
1979年講華語運動開始，新加坡推廣華語理事會開始研究華語的標準化。 1990年後，隨著新中交流頻繁，大批的中國大陸新移民開始湧入新加坡，許多的普通話詞彙也開始流入新加坡的中文當中。現今的新加坡傳媒播放著大量來自的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娛樂節目，影響著新加坡的華語環境，致使新加坡繼續受到來自台灣中華民國國語文, 香港粵語詞彙和中國大陸普通話的影響。 詞彙詞彙差異新國的華語和現代標準漢語的最大差異主要是在詞彙方面。由於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從1949至1979年之間並沒有任何的接觸，新加坡必須根據自己當地的社會環境來發展華語文。除了考慮到新加坡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新加坡也從中華民國國語文或其他新加坡當地的各種漢語方言裏吸收許多的詞彙。 這就逐漸形成了新加坡特屬的華語詞彙。根據汪惠迪所編寫的《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新加坡擁有1560個本地獨特的華語詞彙，而這些詞彙都不曾在中國大陸或台灣使用過。 自1980年代開始，新加坡標準華語已越來越傾向現代標準漢語。因此，新加坡標準華語和現代標準漢語在詞彙方面的相似度已達90%。 以下的例子顯示了新加坡，中國大陸， 台灣和香港所使用的不同詞彙。 我想吃快熟麵。（新加坡） 我要搭德士 。（新加坡） 在部署突擊行動時，最重要的是要確保公眾以及有關單位內任何人士的安全。（新加坡）
新加坡獨特的地區新詞新加坡有許多跟當地生活有關係的地區詞彙，其根源是來自漢語方言對於馬來語詞彙的音譯。例如，「甘榜」、「巴剎」等都源自新加坡福建話對於馬來語詞彙的音譯。 汪惠迪編著的《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就收了不少新加坡的社區詞，「大」字下所收的社區詞有「大寶森節」、「大伯公」、「大彩」、「大彩萬字票」、「大草場」、「大耳窿」、「大馬」、「大牌」、「大坡」、「大日子」、「大學先修班」、「大字報」等等。 |
